中国作为一个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却未能萌生近代科学?

   杨振宁先生发表的对于《易经》的看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话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却未能萌生近代科学。

  “中国作为一个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这个论断本身就是错误的!

  科学跟技术是有区别的,中国古代所谓的发达是技术发达,而绝非科学发达。

  比如中国古代就没有产生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欧几里德的“欧氏几何学”、阿基米德的力学和无穷级数和的求法、托勒密的地圆学说、无理数理论、三角函数等等等等!

  近代科学是复杂的理论体系,欧洲人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古希腊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中国古代人不懂或者不擅长逻辑推理、演绎分析,自然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

  所以单就科学来说,中国从来没有发达过!

  真正提出并证明勾股弦定律的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我们不是到了“边缘”,而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一句“勾三股四弦五”充其量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的特例,而直角三角形有无数个特例,而且并没有明确说出这个特例的斜边平方等直角边平方之和。

  而且对于数学定理来说,最关键的不是提出,而是证明,只有“证明”才是真正的数学。

  这类把外国人的成果,用古书的某句话无限发挥成中国古人的成果,这个做法大可不必。

  类似的还有“杨辉三角形”,欧洲数学家帕斯卡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了这个三角形的数字排列被称为“帕斯卡三角形”,而中国书上偏要说宋代杨辉就发现了这个三角形,比西方早多少年。

  还有所谓的“中国剩余定理”,其实是欧洲数学家高斯的提出并证明的。中国书上却说是《九章算术》上就有例子,后来宋代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就是这个定理。

  其实,有没有演绎逻辑是中国古代科学和西方古代科学最根本的差异,以数学为例。

  徐光启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他对《几何原本》极其推崇,指出“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所谓的“欲驳之不可得”,即说明了它的严密的逻辑性。它虽然是数学著作,却以严密的逻辑推理形式,由公理、公设、定义出发,把古代的几何学知识整理为一个完备的体系。它所代表的逻辑推理方法,曾被许多学者看成是世界近代科学产生、发展必不可少的前提。 徐光启认为,中国古代数学“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所以有了这样先进的西方数学,那么“虽失十经(即中国古代著名的十部数学著作,这里也泛指中国古代数学),如弃敝履”。 虽然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有着很深刻的认识,但是,由于它与中国古代数学思维方法相去甚远,很不容易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接受。它的方法意义在近代才得到重视。

  中国古代数学则不然,始终停留在直觉的层次,没有进行公理这一层次的抽象,不能进行真正的逻辑演绎,更不用谈理论体系。因为没有公理作支撑,结论一般没有经过证明。即使个别有直观的证明也很难严密。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中国古代科学,跟西方古代科学相比,始终处于一种落后状态。这一点没有必要忌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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